恩佐加盟切尔西,阿根廷少年天才会聚英超******
昔日羽翼未丰 今朝平步青云
恩佐加盟切尔西,阿根廷少年天才会聚英超
随着潘帕斯雄鹰在去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夺冠,阿根廷球员已经成为世界足坛豪门疯狂追逐的对象。北京时间2月1日凌晨,切尔西以1.21亿欧元转会费签来了阿根廷队夺冠功臣恩佐·费尔南德斯,创下英超转会费的新纪录。
是什么样的魔力促使“蓝军”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得这名22岁的中场?而阿根廷球员又是怎样通过一代代的传承,成为英超这个世界第一联赛最青睐的群体?就让我们来看看英超联赛背后的“蓝白色”传奇。
从默默无闻到身价暴涨
世界杯的确是名副其实的造星舞台。去年冬天,阿根廷队的一帮小伙子在梅西的带领下以逆袭的方式获得“大力神杯”,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开启了一条前程远大的“快车道”。
尤其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这名22岁的中场,成为顶级豪门争抢的对象,就看哪支球队有这个财力得到他了。
果然,在“蓝白军团”刚刚捧起大力神杯后不久,在英超联赛中表现欠佳的切尔西便一眼盯准了他,俱乐部甚至等不到今年夏天本赛季结束,希望在冬季转会窗口期就能签下他帮助自己扭转颓势。
但是,恩佐效力的俱乐部是欧洲足坛著名的“黑店”本菲卡,他们掌握了全世界所有豪门的消费心理,能在转会市场上谋求到最高额的利润。
果然,在无休止的谈判中双方一直无法在转会费上达成一致,而本菲卡的优势在于时间,1月31日是冬季转会的截止日期,如果交易没有达成,切尔西将无功而返。
最终,这家英超最知名的土豪俱乐部以1.21亿欧元的最低解约金签下了恩佐,这也创下了英超的转会费纪录。那么恩佐值这个身价吗?从目前来看绝对是不值的。
首先他是一名中场,身价天然地要比顶级前锋低,其次他并没有经历太多的高水平比赛,世界杯上的精彩表现的确给他加分不少,但历练还是太少,有没有持续性的输出能力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一方面切尔西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架势,而另一方面恩佐也的确有发展成超级巨星的潜力,尤其是他在大场面比赛中沉着与激情并存,在关键时刻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一名中场球员难能可贵的天赋。
因此“蓝军”在得到恩佐后即刻与他签下了八年半的合同,就是看中了他的远大前程。
从水土不服到如鱼得水
欧洲足坛冬季转会窗口关闭,英超以七亿多欧元的转会支出成为全世界最能花钱的联赛。其中,光切尔西就花了五亿多欧元,而其他包括西甲、德甲在内的联赛,转会费支出都没有超过一亿欧元。
这也让英超在第一联赛的宝座上越坐越稳。毋庸置疑,世界足坛的财富与人才已经源源不断地向英超流去,而作为最有天赋的足球群体,阿根廷球员的去向也代表国际足坛最新的趋势与潮流。
优秀的阿根廷球员基本上都从国内博卡青年、纽维尔老男孩与河床三大俱乐部起步,而他们前往欧洲的第一站,无疑是与自己语言相通的西班牙。
因此,西甲是阿根廷球员最集中的联赛,而早期的英超联赛一方面拒绝外援,另一方面球风凶悍,因此并未成为欧洲以外球员登陆的“圣地”。
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情况开始出现变化,克林斯曼加盟热刺、古力特加盟切尔西、博格坎普加盟阿森纳,这些在当时的世界第一联赛意甲上成名的外援给英超带来了新气象,各支老牌劲旅也逐渐放开手脚,引进外援来改善成绩,阿根廷球员也从此登上英超舞台。
但是,那一批阿根廷球员技术精湛,却难以适应英超强硬、简洁又略加粗暴的打法,并未获得多大的成功。
不过,英超也在不断融合中悄然改变传统模式,以适应最新的世界潮流,而阿根廷球员也源源不断地继续到英超淘金。
在这段时期,阿根廷的后卫因为体格强壮、身手硬朗而成为第一批完全取得成功的球员。海因策、科洛奇尼、萨巴莱塔以及稍晚点的奥塔门迪和古铁雷斯把“蓝白军团”的名声打了出去,越来越多的英超俱乐部也开始接纳在身体上不占优势的阿根廷中前场球员。
在这些俱乐部当中,曼联与曼城双雄是最喜欢”蓝白军团”的,他们阵中有迪马利亚、罗霍、特维斯、卡瓦列罗以及阿圭罗等著名球星,除此之外还有利物浦的马斯切拉诺和罗德里格斯,伊瓜因也在切尔西踢过,英超各豪门逐渐都有了一个“阿根廷帮”。
其中,曼联的特维斯和曼城的阿圭罗通过多年的努力联手为阿根廷前锋正名,他们的能力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联赛的英超当中也是数一数二的。
现阶段,效力于英超的阿根廷球员比自己的前辈更加适应这样的足球体系,在各队中都是中流砥柱。
目前效力于英超的阿根廷冠军成员有五名,他们分别是阿斯顿维拉的门将埃·马丁内斯、热刺的罗梅罗、曼联的利·马丁内斯、布莱顿的麦卡利斯特和曼城的阿尔瓦雷斯。
现在又加上切尔西的恩佐,可以说阿根廷球员在英超完全度过了瓶颈期,迎来了发展的巅峰。
从波澜不惊到更多惊喜
以往,英超豪门都是着力关注在意甲和西甲上业已成名的优秀阿根廷球星,因此这些球员登陆英格兰往往是水到渠成、波澜不惊的。
但是随着阿根廷人才的井喷,英超各支劲旅也开始倾向于发现希望之星,自己将他们培养成为超级巨星。
恩佐以天价转会成功就是切尔西的策略之一,俱乐部希望造出声势,让这名年轻的中场在斯坦福桥走向人生巅峰,给全世界更多的惊喜。
此外,曼城也有这样的打算,球队阵中不乏耀眼的阿根廷明星,在阿圭罗退役后,瓜帅第一时间将阿尔瓦雷斯推到前台,成为阿圭罗的传承者。
而在切尔西签下恩佐之前,瓜迪奥拉以将近1000万欧元的价格挖来了20岁的阿根廷防守型中场佩洛内。
这名球员虽然还籍籍无名,但在风格上与恩佐相似,不仅能攻能守,且年纪轻轻在场上便展现出了大格局。曼城更看重球员的潜质,用低廉的价格来换取更加多彩的未来。
无独有偶,曼城的死对头曼联也在培养一名阿根廷新星,他就是加纳乔。这名目前才19岁的前锋早在2020年就加入了“红魔”,去年首次在英超亮相便获得了业内的青睐。
他还入选了阿根廷队参加卡塔尔世界杯的初选名单,可惜在最后确定参赛名单时被斯卡洛尼放弃,否则“蓝白军团”又将多一位20岁以下的世界冠军。
可以说,如今的英超已经聚集了最多的阿根廷青年才俊,而昔日阿根廷球星云集的西甲和意甲则开始掉队了。
更有消息称,梅西在拒绝与巴黎圣日尔曼续约后,有可能在今年夏天加盟曼城,并且会一直踢到40岁。
如果这个消息成真,那么英超联赛的确以其熠熠生辉的魅力和财力吸引了全世界最杰出的球星,他们不仅来自阿根廷,也来自巴西、葡萄牙、荷兰、比利时。
这是英超最好的时代,每名球员都会以此为荣。(记者尹成君)
(来源:齐鲁晚报 2023年02月03日 A12版)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